编者按：
1995年的“6.26国际禁毒日”，中央电视台1套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了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华之剑》，长达300分钟，它不仅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禁毒领域的纪录片，也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反映禁毒斗争的纪录片。该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很多地方万人空巷，并在海外反响强烈，并导致金三角一个师的贩毒武装哗变；尤其是摄制组现场拍摄的镇康缉毒干警王世洲、张从顺的惨烈牺牲，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2020年12月15日，张从顺烈士的儿子、缉毒民警张子权又在缉毒任务中牺牲，一门两忠烈，感人肺腑。当年纪录片《中华之剑》的总撰稿、执行总编导兼解说李荃，曾写此文记录了当年拍摄该片的详细过程，当时的张子权还不到十岁。今天再读此文，依然令人感动感慨，我国禁毒事业之所以成就辉煌，他们的牺牲，就是最好的注脚。
关于《中华之剑》
李 荃
《中华之剑》前六集于1995年“6·26”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首播之后，由于昼夜赶编七、八集，我婉拒了许多记者的采访，包括“综艺大观”等节目的邀请。记者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把公众关注的事件前台和后景展示出来，是他们最基本的职责。但纪录片的后期编辑是最艰苦的，我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五个多月，几乎每天都熬到凌晨三、四点，精力体力都到了极限。纪录片的后期创作是最后的结局，稍有不慎，就会把前期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个过程，心尤其不能浮躁。创作这东西，是你自己吹不得的。往往吹得天花乱坠离奇离谱的人，是否真正参与了创作都值得怀疑。我们实在顾不上了，让观众尽快看到完整的全片，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当时各地报刊不少约稿，我没时间写，我想，作品出来了，一切都饱含在里面。
待全片制作完成后我精疲力竭的回到家，休息还不到二十天，就接受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华之盾》的创作任务，一年多在各地奔波，时常见《中华之剑》在各地方电视台播出。触景生情，往事在目，感慨万千，加之多有朋友问及拍摄过程，我想，无论如何，一年多的心血、一片充满血色的领域和那些渗入血脉的感受，还是应该记录下来……
信任之下
1993年10月，在八集电视纪录片《中华之门》播出并完成善后工作后，我也是精疲力竭的回到家。搞过纪录片的人都有体会，为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往往大大超过同等长度的电视剧。它在现实性和真实性上的深度与难度、现场拍摄的艰苦与不可预见性、后期编辑从大量碎片般的镜头素材中选择并还原成真实生动故事的难度、枯燥机械的重复操作下难以激发却又必须保持住的再创作激情………，这也许是国外总把电视纪录片放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原因之一吧。一部大片下来，人就像大病一场。许久缓不过劲来。
不久，在广电部和公安部联合表彰电视纪录片《中华之门》的颁奖会上，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陶驷驹部长提出要拍一部反映我国禁毒斗争的电视纪录片，当即得到了广电部艾知生部长的支持。当时我有些吃惊，毒品问题我曾在长篇报告文学和纪录片《中华之门》中都反映过，但那是有分寸的。谁都知道，毒品问题对于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丑闻。反映禁毒，必须讲清毒品泛滥的严重性和它的危害，电视画面的直观性会有强烈的冲击力，政府能接受吗？……那天晚上，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副主任施建中打来电话：部领导研究后希望我继续承担这个任务。因手里还有文学作品的创作计划，我婉拒了建中同志，但后来的几次通话使我不能拒绝了，他讲了部领导的决心和当前的禁毒形势，语言充满恳切真挚。人毕竟是感性的，有时一句诚挚的话，能改变一个理性的决定。之后，我与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刘效礼主任取得了联系，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很快，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也表示全力支持。
进京后，我与公安部宣传局阎世颖副局长和建中同志就创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见到了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政治部祝春林主任、国家禁毒委副秘书长、刑侦局卓枫局长,他们分别向我介绍了严峻的禁毒形势、各省的特点和对片子的总体要求。祝春林主任是本片的制片人，他说：“不要有顾虑，放开搞，部领导下了决心，选人也是慎重的。相信你一定能把握好、完成好这个任务。你下去后，看到那些吸毒的青少年，看到那些为缉毒牺牲的烈士，你什么顾虑也会打消。放心，我们做你的后盾！”言辞溢满亲切和信任。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派出了王谦榕、李五三和张以悦三位同志全程协调我采访和拍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近四个月的前期采访。
1994年4月，我随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第37届国际禁毒大会，当我向联合国禁毒署最高领导人贾克梅里的秘书索要各国禁毒录像资料时，发现都是些3、5分钟的短片，有的还是演员表演，令我失望和不解。他肩膀一耸告诉我：各国都不愿送，怕出丑丢人，可他们的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很钦佩中国政府，敢搞这样一部大片子；他还说：联合国禁毒大会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国电视记者采访，对中国电视台这是第一次破例，因为中国在国际禁毒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国禁毒署听说中国要搞大型禁毒电视纪录片，非常高兴和关注，贾克梅里先生也同意接受采访。最后他翘着大拇指说：“中国禁毒大有希望”。
我这才真正知道这部片子的份量，也才体会到提出搞这样一部纪录片所需要的勇气。我当时就在笔记本中匆匆记下了：“我们正在制作世界上第一部反映禁毒斗争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是我国政府的勇气，一次了不起的勇气。”这段话，后来我写进了《编导阐述》里，并把它放在了总片头。由此可见，思想的解放，对于当前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纪实性作品的创作，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哭泣的灵魂
前期文学采访是艰苦的。
从云南、广西到广东，我马不停蹄地跑了三个省，尤其是云南，后来拍摄的艰苦地区我大都跑到了。毒品的现状令人震惊：吸毒者80％以上是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对毒品无知而染上的。在戒毒所里，一位17岁的少女两次自杀未遂，她对我几乎是谴责地喊道：“我要是早在电视里看到海洛因能杀人，我绝不会吸，你们搞电视的都干什么去了？戒不了毒，我只能卖淫偷窃，我不想这样，我没办法……”望着这位豆蔻年华却已是生不如死的姑娘，我明白了吸毒者的无辜和他们无法摆脱毒品的痛苦。
剧毒的海洛因，吸上几次就能成瘾，只要染上，你意志再坚强也没用，否则，它也不会成为世界三大毒之首。关键是，毒源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在境外，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近几年连遭重创的坤沙贩毒集团，而是缅共部队，他们在我国与缅政府友好之后，为了生存，开始了贩毒生意，并分化沦落为五股大的贩毒势力。他们依仗优越的地理条件，与贩毒集团勾结，假道我国贩卖毒品。云南省公安厅曾拟定过一个出击捣毁境外贩毒集团的方案，但因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而无法实现。
境外的毒源，不是你想打就能打掉的。我们的办法，除了加强禁毒力度之外，根本的一条就是把毒品的危害讲透，避免新吸毒人群的增长。我看了一些资料片，多把吸毒者描写成一群远离我们的人渣，至今还有人在这样描写他们。而事实绝非如此。吸毒者由于无知染指毒品多是无辜的，只有他们在因吸毒犯罪时，才是罪人。因此，当时我就确定第一集全面展示危害主题，重点选择我们熟悉的工人、学生、待业青年、干部甚至复转军人，特别要求讲明他们的身份，揭示他们染毒的缘由，在采拍中对他们要有悲悯情怀，拍出他们的无辜和苦痛。
在对第一集中满身溃烂的女青年张福娟和吸毒两姊妹的采访时，看到我们同情理解的目光，尤其是我伸手抚摸她们胳膊上因扎吸留下的累累疤痕时，她们眼中含泪，深为感动，似乎第一次感觉还有人把她们当人看，宁可出画面也配合我们的拍摄。要知道，作为一个女青年，这样做付出的巨大代价将是伴随她们一生的丑名。由此可见，社会歧视吸毒者是多么不公平，更无益于他们戒毒。去年九月下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我时曾问到张福娟的情况，希望能采访她。从当时拍摄的情况看，估计她很难活下来。我向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处询问，他们凭经验也判定她可能不在人世了。但结果出人意料——她活着，而且身体有所恢复。当地派出所的干警说，她看了《剑》片后非常震动，下决心戒毒。我和省厅的同志也都吃惊，到了她这种程度，一般人就是等死了。她能活下来，还有好转，真是个奇迹。可见电视片给人的精神力量。
在昆明的那个下午，我采访省厅缉毒处的两位老处长。谈到牺牲的缉毒烈士时，我竟忍不住三次跑出去擦泪。采访生活十几年，隧道塌方的现场我去过，前线阵地我也去过，生生死死见了不少，要我落泪很难了。能如此打动我，原因是他们对逝者绵长的情感记忆和深挚的缅怀。真正的情感，是岁月所不能磨灭的，宛若酿酒，时间愈久，留下的情感纯度愈高，人生体验也愈深。关键是，他们在追述遥远的逝者时，我看到了生者——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情感的纯真、忠贞和金子般高贵的心灵，那是世上最珍贵无价的。在烈士施翔宁的未婚妻孙洁珍藏的遗物中，那留着爱人体温的枕巾和夹着他几根发丝的梳子，一直陪在她的枕边；烈士苏太德的妻子肖俊仙遵照丈夫牺牲前“别给组织谈麻烦”的交代，将几乎是救命的政府抚恤金坚决退给了领导，这位贫穷的普通农妇，一人拉扯着两个半大娃娃艰难度日，坐在我面前的她，还不足四十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一双日夜劳作的手已如枯枝一般；年轻烈士旷磊的母亲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山区，早年丧夫，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她目不识丁，少言寡语，自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没人见她落过一滴泪。儿子牺牲后，每逢赶集，她都要带上自己种的菜，背着沉甸甸的背篓，走上几十里山路去看望儿子的战友们，而每一次，她都要求独自到儿子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坐上很久很久，只有在那里，才有人看到她的泪水如泉水般喷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为缉毒做过情报员的普通农民，八年前，在破获由他提供情报的一起贩毒案件时，当地的公安处长由于连续七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结果在赶往昆明抓捕案犯的路上翻车遇难，他也受了伤。第二天醒来后他得知噩耗，哭喊着撕掉绷带带人去破了案。八年来，每次吃饭，他都要多摆上一付碗筷，跪地磕头，他说他要一直这样做到死……也许是这几年唯利是图、人情淡漠的事见多了，这些扑面而来的人间真情令我感慨万千。就在那天下午，我定下第六集专写烈士，而且重在对生者情感的开掘。在创作结构上，用近50分钟时间专门表现烈士是一忌，它很容易弄成事迹的罗列和情感类型的重复。但我相信，有如此雄厚的素材基础和情感准备，它可以成功。
三个多月后，我带着采访了近200人一堆笔记本回到了家，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近20万字的文学脚本、拍摄大纲和编导阐述的写作，这是我写作速度最快的一次。
纪录片创作中常有这种情况：创作好作品的环境和条件具备了，却可能因创作者自身的素养不够而使作品流于平庸。如有人先请人去写解说词，再请人去拍摄，之后再请人给他剪辑，他只当一个管钱的导演。结果是：拍摄的人拿到的是没法拍的本子，剪辑的人又对实拍中的素材不知如何与解说词水乳交融。实际上，纪录片创作要充满个性，编和导最好是集于一身，创作过程要反映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创作就要贯穿始终，而且由于实拍现场往往无法预知事件发展和拍摄效果，还要求你对现场事件及时做出敏锐的判断和选择，这是与故事片最大的区别。与单纯搞文学创作不同，电视创作对编导者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尤其是纪实性纪录片，它不仅需要编导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准、一定深度的思想力和判断力、较高的组织、控制和调动现场的能力，更要有吃苦甚至是献身的精神。
而我们第一个考验，就是实战现场。
实拍之战
摄制组的人员是从各方抽调来的。
我知道，这次拍摄充满危险，缉毒行动近似于军事实战，因此，建组选调的摄制人员以军人、民警或军人出身的为主。比我更知其危险的国家禁毒办还专门为摄制组每个人上了人身保险，这在国内拍摄纪录片恐怕还是首次。出发前的会上，望着一张张充满探险感的面容，我的心却很沉。四个摄制小组的十六个人中，最小的才19岁，万一出现出意外，这责任实在太大。我把危险性再次说明之后提出：现在放弃跟组我完全理解。可在那些眼神里，我确实没有看到一丝虚伪之光的闪烁，这使我深为感动。
与我抱着同样心情的还有公安部领导，为我们送行时，政治部祝春林主任向我们详细交代了应注意的安全事项之后，最后站起了身，向摄制组全体同志鞠了一躬：“我代表部领导、代表120万公安民警感谢你们！”我们猝不及防，全组哗地站了起来，谁也说不出话。这一躬，不仅在感情上冲击着我们，更是沉甸甸的信任和期待压在了肩头。此后，无论在六个月实拍期间的艰难险阻里，还是八个月紧张的后期编辑中，这一躬，常出现在我的脑海，让我们不敢稍有懈怠。
我们的第一站，是毒品的重灾区云南。
到达昆明当夜，我与云南省厅禁毒处陈存仪处长就开始连夜研究摄制组纵贯云南的摄制路线——要穿行蜿蜒的峭壁山路，要深入荒僻绝远的少数民族山寨，要将边境一线和二线、三线的防御拍好，还要把缉毒、戒毒、双边禁毒和缉毒民警、公安边防部队、海关等多方禁毒力量都兼顾到，经纬交织，头绪繁杂。可后来在滇三个月拍摄后的结果证明，我们不仅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拍摄计划，预计回昆明的时间与实际完成的时间误差仅三天。同时，省厅从禁毒处抽调了三位能干的干部唐存荣、高运红和周厚书全程协调我们，高运红和周厚书还兼着驾驶员。事后证明，他们对云南复杂险恶道路的熟悉和丰富的缉毒实战经验，不仅保证了摄制组的安全，还对我们随时出击和镜头的及时捕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非常巧，第二天晚上，我就从陈处长那里得到有重大缉毒行动的消息：一大宗从境外贩入的海洛因将在市区交货，侦查员们已紧紧盯了半个多月，他们决定收网，并让摄制组全程实拍。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当晚，在与陈处长和参战民警做完实拍方案后，我们开了编导会。究竟怎么拍？此前多年来的纪录片形式与风格，与这次将面临的大量现场实拍截然不同，虽然我在“编导阐述”中提出了要求，在北京集结时也有过多次探讨，但如今真要开战了，能否拍好谁也没底。我只能要求四个组的编导（兼摄像）不是在行动开始后才开机，而是尽量使自己融在生活里，有感受时就可开机记录，尽量把事件发生的细枝末节记录下来，并针对拍摄对象和环境的特性，要求摄像以肩扛机器为主，以主观视觉感受为主，不能为了追求镜头的稳定性失去任何拍摄机会。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全片拍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镜头稳定性不够，但观众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所处的瞬息万变的险恶环境，反而增加了现场的真实感；在此后一次次突发事件中，几乎没有漏掉那些珍贵的细节。
天不亮，我们四个组就分乘四辆车隐蔽出发了。我带编导乔保刚小组乘2号车跟着车上侦查员在市区绕弯子，毒贩不断变换着交货地点，对讲机里也不断传来指挥调动的命令，如果我方行动露出一丝破绽，绝对会使他们逃脱。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绕得我们焦急、紧张又担忧。我望着车外毫不知情的人流，忽然想：一个社会真不能看它的表象，表象下的潜流，才是这个社会的真面目。你不真正沉下来，不进入那些盲区是看不到的。所以，一个普通的旅游者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国家。记得就在这时，陈处长要求各组赶往宋旗营停车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为了我们的安全，最后通过内线调动，把破案现场放在了这个较为开阔的地点。当我们驶近车场门口时，对讲机发出了“动手”的命令。我们一下车，周围就像炸了锅，忽然就冒出了那么多持枪便衣侦查员从四面冲了进去，我们几个摄制小组也跟着出现了，我们组冲在最前面。编导乔保刚扛着摄像机紧紧跟着最前头的侦查员，他要眼看寻像器，脚下又在飞跑，我真担心他一头摔倒。可他又快又稳地跟了100多米，寻着侦查员视线搜寻了两排卡车之后，又迅速记录了抓捕毒贩的现场。没有五分钟，毒贩全部被抓获，在伪装成运茶的卡车里，查获了海洛因28公斤和毒资5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我们全组晚上看回放时，各组的镜头都不错，尤其是乔保刚拍摄的抓捕长镜头稳定流畅，现场真实感很强，给大家印象很深。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现场拍摄，用好长镜头需要摄影师准确的判断力和扎实的基本功。在此后的拍摄中，尽量用完整的镜头记录和描写事件的进程，成为了编导们的自觉意识。此后我们在畹町的“8.15”枪战，尤其是镇康烈士牺牲事件中，长镜头得到了充分和成功的运用。
首战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充满惊险和悬念的摄制过程，也让全组迅速进入并适应了这种特殊氛围和情境，为此后三个多月的实拍生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畹町的枪声
在昆明首战告捷后的20多天里，我们沿大理、保山一路拍到德宏。在公安厅的组织协调下，我们的镜头不仅覆盖了沿途公安、海关、边防等缉毒部门和所辖的戒毒所、检查站及各类口岸，也在茶楼酒肆、夜市街坊对吸贩毒者进行了跟踪密拍，并在国内纪录片中首次运用微光摄像仪拍摄了他们深夜毒品交易的场景。尽管大家不断被辛苦拍到新素材所兴奋，但我知道，缉毒战最艰苦和险恶的，是贩毒武装最活跃的边境一线，那里是缉毒最为惊心动魄之处，也是观众视野所难以达到的。因此，我们在德宏只待了一夜，便直插中缅边境的小城瑞丽和畹町。
畹町市公安局长杨守刚是位精明强干的人，正在边境一线布控，当天就向我们介绍了一线的情况。他指着正前方一个重点堵截的山丫口说，那里有沦为贩毒武装的原缅共部队一个连驻扎，控制着700多亩罂粟地，不断利用没有天然屏障的小路进行武装贩毒，并时常与我发生武装冲突。1982年以来，他们已查获60多万克海洛因，抓获了1000多名贩毒分子。在这段边境线上，还有一个情况，我们的缉毒警察一出动，对方就看得见，就会马上停止活动。
只有真正走过中缅边境的人，才会明白边境一线的概念。它漫长的边界沿线山水相接，路路相通、纵横交错，难分你我。它的复杂和险恶是你在内地绝对想象不到的。要把毒品堵在这样的境外，谈何容易。没想到，几天后正是在那个山丫口一带的丛林里，我们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战。
毒品对边境一线居民的残害触目惊心。在瑞丽和畹町期间，编导盛天鹰、马正勇、乔保刚和彭山带的四个摄制组都在边境乡村拍到了吸毒过量致死的边民。我带马正勇组去陇川县时，县公安局蒋元金副局长一天就接到了三个吸毒死亡报告，他带我们赶到一个小旅社，一个壮年男子刚刚死去，臂上还扎着针管，血尚未凝。在我们回市局的路上，发现路边围着一群人——是一个濒死的中年吸毒男子，他躺在垃圾堆里，身边还有几只腐臭的死老鼠，他伸着手呻吟“救我、救我……”马正勇边拍边说“太惨了，太惨了”。蒋副局长回头看我时，眼里盈着泪：“害死我们老百姓了！你说，缉毒我们能不跟他们玩命？”。他是个老公安，身躯瘦小，走路腿有些跛，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长年潜伏堵卡落下的伤病。他带我们去看了缉毒队员们简陋清贫的家，见到了那些伤残的队员，“说这里是枪林弹雨，一点也不为过！”他一字一句地说。
目睹这里一线缉毒战的激烈对抗，我多次向全程协调我们的唐存荣科长提出要在畹町拍摄缉毒实战，他一直没有表态。我理解他，摄制组出了任何问题，他们都责任重大。可是，不反映出缉毒一线的生死险恶，我们来干什么？8月15日下午，我们在拍摄畹町市局工作会议时获知当晚有一场伏击战，而且有发生武装对抗的危险。机会来了，在我反复要求下，唐科长和杨守刚局长请示了省厅缉毒处后同意了，而且唐科长将一起参加。行动分两步：先上山设伏堵卡，抓获毒贩后突审，再下山打掉接货的车和人，摧毁一条大宗毒品入境的地下交通线。
出发前，杨局长再三叮嘱缉毒队员们要保护好摄制组，“抓人要一次性把他扑倒，必须一次性扑倒，防止他有枪。如出现意外情况，你们的位置必须在摄制组前面！”他最后说。这话的含义谁都明白，我心中一阵发热。谁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可他们已无畏和习惯于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为了保护摄制组，他们对自己又是如此的要求。这就是警察和军人职业的崇高之处。但在和平年代，你很难感受得到。此后的拍摄都不断证明，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剑》片的成功绝无可能。
晚上8时，我们随缉毒队长和七名队员出发了，设伏地点正是当初采访杨局长时他手指的那一带山峦。真是望山跑死马，看上去不远的山影，竟走了三个多小时。八月中旬的畹町山林炎热无风，山路又滑又硬，月光时隐时现，又不能多打手电，我们还没有走过这么难走的路。到达伏击地时已是腿脚酸胀，全身汗透。在一条很难辨识的山林小路两侧，队员们分头潜伏下来，把我们夹在易于保护又易于拍摄的中间位置。这里，距边界界碑仅隔一片莽林。缉毒队长找了些干树枝铺在路上，告诉我有人踩上去就会发出声响。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月沉雾罩，一片漆黑。蚊虫肆虐，隔着衣服叮你，也不敢拍打，脸、脖子和手很快就抓破了；腿部不时有被针尖扎刺的感觉——那是这里特有的一种小山蚂蟥钻进了皮肤吮吸鲜血。我们腿蹲麻了就跪着，跪疼了再蹲，一动不敢动，只觉得周围是一个深不可测并充满悚栗的黑色空间，时间过得异常漫长。我一直倾听着干树枝的响声，可周围静得你甚至怀疑那些缉毒队员是否潜伏在你身旁。我这才体会到，夜间潜伏要长时间保持安静是极不容易的，哪怕忍受最微小的瘙痒，那感觉都非常痛苦。这就是队员们年年月月设伏堵卡的生活？能常年忍受这种生活该是怎样的心态？有谁会想到这些人几乎夜夜潜伏在这里？这是命运的分配还是人生的选择？……
凌晨一点左右，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山雨，狂风夹杂着冰雹，温度骤然下降，刚才还浑身汗水的我们，被冻得浑身颤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出发前一直是大晴天，根本没想到带伞和机器防雨罩。我和乔保刚、摄助朱风雷躬身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摄像机，同时也相互温暖着。我因空心穿一件稍小的迷彩服，弯腰时露出的腰部很快就冻僵麻木了。人说云贵高原的山雨是“无雨夏，有雨冬”，一点不假。雨下了近半小时，我们几乎撑不住了，周围还是没有一点征兆，我心急如焚，甚至怀疑毒贩是不是不会来了。就在这时，只听前方缉毒队长一声“不许动”！接着喊声四起，我们几乎是跳了起来，机器和摄影灯同时打开往前冲，僵硬的身体竟没让我们摔倒。在十几米处的灯光下，一个30多岁的男子已被扑倒在地，被四个队员死死按住。从他背篓里发现了典型的黄色塑胶纸包装的块状海洛因17000克，这已是不小的数目了。另一个同伙“跑掉了”——后来知道是我们的特情，为防镜头暴露而在抓捕时掩护撤离了。整个过程前后不过5分钟，除了下意识的动作你什么也来不及想。我这才抬眼细看队员们，一个个嘴唇青紫，浑身泥泞，几乎都冻得发抖。队长边撒尿边给山下的杨局长打电话报喜，特别提出要准备两瓶酒给大家暖暖身子。他一回头发现乔保刚正在拍他，连说“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样我撒不出”……引得一片笑声。这一段我在后期编进了片子里。
下山比上山快得多，要抓紧第二步行动：突审毒贩，然后队员装扮成送货人在交货地点抓获毒贩。在山下派出所突审期间，我们和一直等在那里的场记陈燕汇合了。一坐下，就发现腿上还吸附着不少蚂蟥，陈燕打听了队员们后拿来一盒盐，让我们搓在腿上。很快，小蚂蟥纷纷缩小掉落下来，不久就化成一堆鼻涕状。这个方法在全组后来的拍摄中一直沿用。大约在凌晨四点半，毒贩交代了接货地点。我们乘一辆中巴车迅速赶到了一条毗邻边境山峦的公路，在杨局长指挥下，队员们沿途一路撒下去，分头摸向接货地点。我们的位置是到路边一个鱼塘前，队长告诉我，如果看到鱼塘尽头方向的一棵大榕树，那就是交货地点。摸黑悄悄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在鱼塘前几个土堆后面隐蔽下来，虽然天黑看不到榕树，但我们就在路边，出击很方便，只要有情况绝对漏不掉镜头。
雨早停了，温湿的暖风一吹，小朱打起了哈欠。出发以来九个多小时的辛劳，我们都感到了疲惫，尤其快到凌晨时人特别睏倦。我想，抓捕时虽未发生武装对抗，但缉毒队员们真实的设伏抓捕生活我们记录下来了，即将开始围捕接货人的行动，应该没什么悬念。可意外，常常在你不经意间发生。这时，黑色天壁渐渐露出黛色，很快就变得青蓝，隐约可见远处的大榕树冠，天快亮了。我正和保刚耳语计算大概的距离，突然大榕树下传来惊叫声和发动机轰响，枪声接着“叭叭”炸响了，我们站起来几步就冲到了路边，镜头直对大榕树方向，摄像机红色开机指示灯在黎明中闪闪发光——只见一辆篷布卡车迎面朝我们冲过来，尾部喷着浓烟，后面有人在鸣枪追赶，我们右侧七、八米处跳出来一个队员，举枪朝卡车连续射击。卡车加速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那一瞬间，我看到驾驶座上似乎没人，这时，一颗子弹将车窗玻璃击得粉碎，又一颗子弹似乎击中了轮胎，汽车歪了一下，仍摇摇晃晃地狂奔，很快与我们拉开了距离。我们被这突发的一幕惊呆了，跟着队员们拼命向前追，追了几十米就看到了我们的中巴车，司机因情况不明没敢贸然堵截，这时，队长已到，他挥枪大叫着：“快上车！快开车！”车门没关就启动了，险些把陈燕晃下来。老旧的中巴提速慢，队长急得额筋暴起，边朝窗外开枪边吼：“快呀，你他妈快呀！”可前面的卡车很快消失在黎明的暗色里。也不知追出去多远，只记得我们紧绷神经死盯着前方，当看到歪扎在路边的卡车时，天已渐亮，杨局长也持枪带人赶到了。弹痕累累的车上空无一人，毒贩已弃车逃进紧靠边界的山林，但交货的海洛因毒贩未来得及带走。搜山迅即开始，杨局长和情报人员联络后告诉我，逃跑的毒贩一共三名，但他们掌握着多条线索，将继续追捕。队长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缉毒队员伪装成送货人接近毒贩时，并没有任何破绽，在交接中毒贩就打开了发动机，队员正准备发出抓捕暗号时，毒贩突然推倒队员开车冲关——这是典型的“黑吃黑”，在贩毒过程中时有发生。由于他们潜伏的位置不能过于靠近，才造成了这次意外。当时毒贩带有武器，如果是身份暴露，那就不是推倒而是血战了。“我们的人死盯着呢，狗日的他跑不掉！”队长愤恨地说。不久，队长就从特情人员那里获知，当时三名毒贩中一人被击伤，当他们发现被围捕时也想开枪反抗，但看到前方有几个人扛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站立着还有红灯发亮，不知是什么武器，才吓得低头开车拼命闯关。事后，杨局长和唐科长都有点后怕——现场情况如此突变，我们距卡车又如此之近，如果天是大亮，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现场采拍结束，我一看表，已是8月16日上午八点，整整12小时。
畹町一战，虽然留下了遗憾，但缉毒一线将士们出生入死的情境尽收镜头之中。关键是，它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他们工作的常态，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生命随时可能牺牲的严酷与沉重。正是这样一大批人，在为祖国和人民免受毒品侵害而奋斗着。真正动人的东西，一定饱含着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你可以臆造的，它一定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你又能尽力挖掘并准确和真实地将它表现出来。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仅仅16天之后，我们竟在镇康县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禁毒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一次牺牲，，那撼人心魄、感天动地的一幕幕，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不死的魂灵
镇康县，是滇西南紧邻“金三角”的一个边陲小城，属临沧地区，与武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的缅甸果敢县接壤，也是缉毒战的最前沿。我原先拍摄预案里选择的边境乡镇中并没有镇康，但听了临沧地区公安处介绍了那里复杂的毒情和缉毒业绩后，便临时取消了原定两天的休整，从永德、勐底农场一路采拍，直奔镇康。
我们8月31日上午赶到了镇康县，一进城区，就感到了它的贫穷落后：道路破旧，民舍简陋，市井萧条；由于是多民族聚居区，国境线又长达90多公里，街上不时能看到粗衫敝衣、面色黝黑的入境边民。镇康地处低纬度地区，这时的气候仍觉炎热潮湿。县委钱书记带领公安、边防的同志介绍完各缉毒力量的分布和现状后，我即拟出拍摄方案由盛天鹰、马正勇、乔保刚三个组分头拍摄。盛天鹰小组负责拍摄县公安局缉毒队，他很快告诉我，由于我们到达突然，缉毒队一早已全部出发去执行任务了，办公室没人。我回复天鹰：缉毒队任务最重，空办公室也拍下来，正好反映他们的工作状态。事后才知道，他们是在分头落实当晚的堵卡抓捕行动，傍晚才得知摄制组的到来。由于行动有危险，让我们参加拍摄需要上报和周密安排，时间已来不及了，他们必须按原计划行动。
晚上九点多，我们各小组才陆续完成拍摄回来。自实拍以来，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乎每晚坚持集体看拍摄的素材回放，通过各组的回放交流经验、发现问题甚至补拍重拍。那晚，因取消了休整连日奔波，大家都很疲劳。看完回放已过12点，我正布置工作时，门开了，配合我们拍摄的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刘副主任探了探头，我赶忙迎出去，他说是来看望，可似乎有事，却欲言又止，稍后便匆匆离去了。事后他告诉我：他原想让我们早做个准备——等缉毒队夜间行动成功后去现场拍摄，可看到大家如此疲倦，于心不忍，怕说早了大家睡不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凌晨1点多我才躺下，睡了没多久就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一看表是2点半。打开门我一惊：刘副主任满头是汗，气喘吁吁，面容悲怆：“出事了、出事了，我们的人牺牲了……”他急促地告诉我：缉毒队在军弄乡设伏抓捕，毒贩拉响了手雷，炸伤了我们五名同志，据说一名同志已经不行了，爆炸时间是凌晨2点，由于缉毒队没有通讯设备，报信的人刚到，伤员正在往县医院送，他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往我这里跑。最后他凄然地望着我：“这个……你们拍不拍？”在当时，报道我们的伤亡还很忌讳。
我永远感激这位刘副主任，如果他对报道有所顾虑，如果他只顾参加救护或调查事件，如果他不是第一时间赶来，我们就会留下终生的遗憾。
我赶紧叫起隔壁的盛天鹰和马正勇，他们几乎是边穿衣服边上的车。天还漆黑，刚下过小雨，一路上我的头皮直发麻，只想赶快弄清情况，赶紧拍下来，同时用对讲机通知全组马上起床，立即赶往县医院。医院很近，在院门口，我们看到了缉毒队运载伤员的破旧212吉普车，我拉开车门，座椅和脚下全是成滩的鲜血，赤膊的司机和一名队员正将缴获的两大包毒品拿下来，包上沾满血迹。在灯光斑驳的院区里，一片穿梭忙乱，没人顾得上我们。刘副主任拦住一名医生，才知道有人刚刚被送进太平间。进了太平间，一开摄影灯，一具仰面躺着的烈士遗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一脸血斑，异常惨白，眼睛微睁，沾满泥泞的迷彩上衣敞着怀，胸膛和腹部起码有八、九处弹片嵌入的伤口；不知是否被擦拭过，那大小不等的伤口并没有渗血，而且边沿都如刀切般整齐，可见弹片刺进的猛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这烈士是谁，身边有人告诉我，他是县缉毒队长副队长王世洲。正缓慢移动镜头的马正勇还未细拍到烈士的腿部，就听见刘副主任急声唤我——又一名重伤员送过来了！我带盛天鹰急忙赶了过去，还没到重症室，就见一群医护人员正将抬着的担架放在地上紧急抢救，抵近一看，伤员脸上已无一丝血色，宛如王世洲那般惨白，双眼也是微睁着。一名满头是汗的医生一边做人工呼吸一边喊：“腿，压住腿根”，我一看他腿部大吃一惊——整条腿血肉模糊，小腿肚子被炸裂了，肌肉翻了出来，连着的筋肉被血浆糊着，惨不忍睹……“没救了，没救了，太晚了，失血太多，这个没希望了”，医生边做边说。我急忙询问，送担架的一名队员说：“我们扑到地下，就听见嘭的一声响了，等我们找到他们，已成血人了”。并告诉我，这是军弄乡派出所所长张从顺，他腿部炸伤后不肯走，一直坚持在现场指挥运送伤员，才导致了失血过多。
这时，得知还有三名伤员在抢救，我们急忙赶过去，县公安局杨新德局长带我们分别见到了受伤的缉毒队长李忠华、队员杨学华和李云峰。杨学华伤势最重，额头中间中了弹片，腰和腿部也被击中，已不能说话；李忠华和李云峰浑身泥血，但都还清醒。我简短询问后得知了大概情况：设伏堵卡地点在军弄乡一个吊桥桥头的公路附近，李忠华、王世洲等缉毒队六人和军弄乡派出所长张从顺带的一名民警共同行动，抓捕携带大量鸦片入境的毒贩，他们当时已估计到毒贩带有手榴弹，并规定好必须将他扑倒压住。没想到，毒贩入境后就将别在腹部的手榴弹引信环一直套在手指上，他们扑倒毒贩后刚把他一只胳膊扳到身后，他另一只手就拉了弦，当时李云峰闻到了一股火药味并大喊了一声，但随即就爆炸了，前后仅仅十几秒的时间……李云峰还告诉我,因为地区贫穷、经费短缺，缉毒队没有急救包，也没有通讯设备，仅有的两件防弹背心，执行任务时七、八个人相互推让，谁也不肯穿。叙述时他们因伤痛断断续续，似乎还未从那突然的爆炸中走出来。
短短20分钟里，满眼的鲜血、伤痛、牺牲和震惊——两名民警牺牲、三名负伤——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我们亲眼目睹和正在拍摄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缉毒战线最重的一次伤亡，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们遇到了一次特别重大的事件，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无比珍贵，必须尽快赶到事发地点，还原刚刚发生的这场惨烈牺牲，让全国观众都看到。我简短安排好其他两个组的拍摄，便带着正好赶到的乔保刚组直奔军弄乡。
我们的车在轩军公路9公里处拐到了桥下，沿一条崎岖小路驶向丛林深处。雨后的路泥泞湿滑，车光里蚊虫成团，这种潜伏堵卡的生活我们已很熟悉。大约走了不到一公里，就听到前面守护现场民警的呼应，迎过来的是年轻瘦削的缉毒队员石林，他带我们走到小路拐弯处一片较开阔的地方，嗓音激动地发抖：“就是在这里——”，摄影灯顺着他指的方向打过去，不远处一个身着黑衣、身板健壮的毒贩趴在地上，反转到背后的左手腕上还挂着手铐，另一只手也被扳到腹侧，而腹下是一大滩黑血和淌出的肠子。石林告诉我，毒贩来自缅甸果敢县营江田的贩毒武装，携带了两枚手榴弹，炸了一枚。我接过那枚挺沉的墨绿色铁壳手榴弹一看，是苏制M46式，爆炸直径5米，杀伤力大。
“我们牺牲的队长潜伏在什么位置？”我问。
“队长就在这里”，石林指点着说，他告诉我，路边埋伏了两批人，毒贩一出现，首先扑上去的全是带队的干部，爆炸后，他们在救王世洲时候，他的脚还压在毒贩脖子上。
“你看”，他又指着距毒贩三、四米地方的血迹，“王世洲当时在这里，那里是张所长……”。摄影灯照过去，两处都有成滩的血水。
“牺牲的所长就在这里吗？”我走过去问，这里的血水更浓。
“就躺在这个位置，这是张所长流下的血”，石林说，“当时我们看不清牺牲不牺牲，一个都不晓得……”
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此时的石林还不知道王世洲和张从顺已经牺牲了！在我第一次提到王世洲牺牲时，他根本没反应过来，而我刚才又提到张从顺牺牲时，他也没完全醒过神来。我的心立刻揪了起来——一旦他反应过来后，会是什么情景？职业的本能告诉我，必须抓住这一刻，还有什么比这时的情感更为真切？可这会儿乔保刚的镜头已从石林脸上划出去，在拍摄地上的血迹。
“爆炸之后你听到什么没有？”我赶紧岔开话题，同时拍了一下身后的保刚，他马上明白了，镜头迅速摇了回来，在我耳际处紧紧对准了石林的脸。
“呻吟的声音，很疼痛的那种……”石林回答。
“是我们的人吗？”我问。
“对“，他说，“是我们……的人。”他已在迅速醒悟着什么，两眼盯着我，似乎在竭力回味我刚才提到的牺牲，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反应过来了。这一刹，周围的人也意识到了，都在注视着他。望着他求证的目光，我心里一阵发热，一股滚烫的东西直往眼上涌，我的声音已有些哽咽——
“你现在才知道……两位同志……牺牲了？”
他已经明白了，但仍不愿相信，“牺牲了？”他问身边的队员，队员神色悲凄的默默点头。
他楞怔在那里了，低下了头，我看到他的手开始剧烈颤抖。
“你一直守在现场？”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想再次岔开话题。
“我一直……守……在……现场……”他颤抖着、哽咽着回答，接着掩面痛哭失声：“我们的同志牺牲了……” 这无比的真情和痛彻心扉的哭声冲击着这漆黑的郊野，冲击着我们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一回头，乔保刚和摄助朱风雷的眼里已是泪水横流。片子播出时，这痛失战友的一幕也同样强烈冲击着观众，这真情，是再好的演员也难以演绎的。
没想到，在我们此后拍摄的十几个小时里，这痛彻心扉的哭声不仅回荡在县医院，而且回荡在整个镇康县城的上空。
回到医院时天还未亮，摄制组的四名女同志陈维娜、陈燕、杨喆和陈劲已赶扎好白花，我们全组第一批戴上了它，悼念英烈。县委领导已经赶到了，我与参与治丧的省厅唐科长保持着紧密联系，用对讲机指挥着三套摄像机分头采访拍摄，力争不留遗憾。
不大的县医院在浓烈的悲情里一片忙碌，即将布置成灵堂的太平间里，民警们正按当地的习俗，抓紧用艾子草浸泡的汁液擦净烈士遗体，以免亲属们看到烈士牺牲的惨状。手拿艾子草的县公安局政委朱瑞云告诉我，王世洲、张从顺都是这里的老干警了，他们已共事多年，说着他拿过一叠正晾着的濡湿单据对我说，这些未报销的单据，是刚从王世洲、张从顺的遗物中发现的，因为县里太穷，这里许多干警都是自己先垫着钱破案，局里还欠着他们的账，而他们的家境大都贫寒，很多都是瞒着家人。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出话，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得知要派人通知烈士亲属，我立刻布置马正勇和盛天鹰分头跟着出发，让乔保刚守在灵堂，等待着亲属们的到来。没多久，两个组就反馈了跟拍的情况：王世洲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到街上去卖米线，一听到噩耗，当场就昏死过去，已送到卫生院抢救；张从顺的妻子正在军弄乡下的田里赤脚劳作，妇联的同志正接她去乡里的路上，还没敢告诉她，只是说老张负了伤。马正勇告诉我一个刚得知的情况：王世洲的母亲已85岁高龄，脑子还很清楚，大家担心老人会出问题，想尽量瞒住她，可她就住在王世洲的外间，情况很难预料，问我怎么办？我回复他——尽快赶过去，就在他家附近等候，一定要等到结果。他们还告诉我，烈士的子女们已经快到了，缉毒民警牺牲的消息传得很快，街上不少人都在去往医院的方向。
这时天已大亮。没想到，第一批来到的还不是烈士子女，而是医院附近闻讯赶来的普通群众，太平间门前已是人山人海。这些非亲非故的乡亲们燃着香，流着泪，一些人还端着刚出锅的米线、米饭和买来的生鸡熟肉，向烈士们祭拜；请来的殡仪师是位接近七旬的白发老人，一进门就向烈士深鞠大躬，泣不可抑……这里的民众对缉毒民警如此敬重、场面如此悲怆，是我没有料到的。我赶紧交待在里面拍摄的乔保刚：放开拍，不要放过任何珍贵的镜头，别担心已经不多的素材带，我会调全组的保证他。当时已是汗衫湿透的乔保刚和摄助小朱，在此后近三个小时里就再未出太平间。
哀乐在县医院上空回响起来，烈士的子女和妻子们相继赶到了。
张从顺的儿子一进来就扑倒在父亲木棺前，额头在地上磕的嘭嘭作响；王世洲的女儿被人背着来到灵堂，边哭边呼唤着“爹呀爹，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你……”；王世洲的妻子也被民警们背了过来，她醒来后拔掉了输液的针管，挣扎着要来和丈夫告别；张从顺的妻子进来后，始终只有一个动作——双手死死攥着丈夫的手不松开……当殡仪师按照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喊着“你已过奈何河界，你朝前走吧”，并一刀切断了烈士与妻子之间的一条牵手之线时，在场的人无不凄然泪下。
就在这时，我看见灵堂门前上空有两只大如枫叶的黑翅紫斑蝴蝶，互相缠绕着、翻腾着，在人群周围忽上忽下地舞动，久久不肯离去。“化蝶！”我脑海里马上跳出了这两个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从来未见到过这么大的蝴蝶。这时乔保刚在里面，马正勇没回来，只有盛天鹰在门外路口拍摄群众，我大声呼喊天鹰，他听到后转身跑来时眼角还挂着泪，“蝴蝶、蝴蝶，快拍！”我指着飘舞的蝴蝶喊道，他反应过来后赶紧擦眼泪调整镜头焦距，可这时，一只蝴蝶已经旋转着腾空，向远方飞去了。我当时惋惜的直跺脚，唉，就差了那么十几秒！后期编辑到第六集时，这对神奇的蝴蝶时常在我眼前舞动，当时如果拍下来，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情景！
大约在灵堂仪式快结束时，突然人声喧哗，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刚到的一辆北京吉普，车门一开，人群的哭声骤然响了起来——谁也没想到，王世洲85岁的老母亲来到了，瘦小的老人被抬下车时，许多人泣涕如雨，有的妇女拭泪掩面，不忍看这触目恸心的情景。跟拍的马正勇告诉我，老母亲很快就知道了，可老人出人意料的坚强镇定，她一定要亲眼来看看她42岁的儿子。人们为老人让出来一条路，我看到她深陷的眼里没有泪，那双布满血管的枯瘦的手竭力向前伸着，伸向前面躺着她儿子的木棺……
此后的一幕，片子播出时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那肝肠寸断的一巴掌打完之后，在场的人先是震惊，继而又是一片摧心剖肝的哭声，王世洲的妻子几乎又昏死过去。接着，当老太太将积攒的几克白银片颤抖着塞向烈士嘴中的时候，哭声再一次充满灵堂。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当身边的干警告诉我：这是要让死者含银而去，企盼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受穷。我的双眼一下就模糊了……
耳闻和亲历真是天壤之别，揭示真相的人必须身临过现场。可即便如此，镜头和文字也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感受。从天黑到天亮，我们的情感被连续冲击和震撼着，摄制组的每个人都不知多少次模糊了眼睛。我当时想，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一切，播出时哪怕受到电视时间的限制，哪怕只用到素材的十之三、四，也要尽全力真实准确地传达给观众。
可是，这情感的冲击还远未结束。几小时后，烈士牺牲的消息已传遍镇康县五乡三镇的14万父老乡亲。摄像机从高点拍摄过去，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县城不大的追悼会场四周的路上，大批民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成队手拿鲜花的学生跟在老师身后，那神色肃穆的让你心酸。追悼会现场一片花海人河，一遍遍哀乐也无法抚慰会场浓烈的悲伤……出殡的路上，十几位民警抬起了灵柩，从纵向匍匐在地上的烈士子女们身上依次越过——那是保佑父亲安心地上路。我看见张从顺的儿子脸颊紧紧贴在地面，泪浸红土地……没想到，追悼会结束后人们并未散去，而是跟着灵柩队伍前往墓地，一路上加入送行的群众越来越多，镇康县城十里长街十里人潮，细细看去，男女老幼、青丝鹤颜，有的还赤着脚，都是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们是要将这两位生于青山的人，再送回到山的怀抱之中。
什么是人心？这就是人心！我当时想，中国老百姓深埋着的人心，不是你想了解就能知道的，往往是在你意想不到的事件和那些令人震惊的时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力量和所向。此时，我才对国家禁毒委“打禁毒人民战争”的方针有了切身体会，眼前人们对缉毒英烈如此的敬仰和对毒品如此的仇恨，正是今天中国禁毒事业最雄厚的基础力量。
送葬队伍在接近山脚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蜻蜓，盘旋着，挺抖着，一直跟着队伍缓缓前行，这又一次让我惊诧不已，我赶紧让天鹰拍了下来。我从不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故事，可现在，灵堂前那对大如枫叶的蝴蝶和队伍上空这成群的蜻蜓都是我亲眼所见，当地人也罕见，我想，“惊天地、泣鬼神”一词，当初绝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伴着落棺的红土，安葬完烈士们已是夕阳西下。夜晚，为不打搅王世洲的老母亲，我们又在灵堂拍摄了王世洲的女儿和儿子对父亲的祭拜和诉说。待全组返回驻地时，一看表，从昨天凌晨开始到现在，我们三个组几乎一刻不停地拍摄了近19个小时，三位编导的肩头已让摄像机磨掉了皮，大家仅吃了一顿便饭。第二天一早，我们全组在向烈士们捐了款之后，按计划就要启程出发，可我总觉少点什么——因昨天太晚来不及采访住在军弄乡的张从顺的亲属。不能留遗憾！我想，随后调整了时间直奔十几公里外的军弄乡。事后证明，这个决定真是太对了。
走进张从顺土坯墙的家，屋内的简陋令人吃惊。见到我们，张从顺的妻子也始终只做着一个动作——手攥一顶丈夫的旧帽子在不停地揉搓。身边两个儿子大的十四、五岁，小的还不到十岁，见此情景谁也会想，她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对这位不善言语的农村妇女，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做了回答：“我的要求就是改变一下环境”，我一时不明白她的意思，转而问她大儿子，他告诉我：父亲跑遍了这里所有的地方，就好象每个角落都会有他的影子。我还是不太明白——确切的说是不相信这就是要求，继而再问她的小儿子：“是不是你们想离开这个环境，在这里老想起你父亲是吧？”小儿子点点头就抽泣起来：“我一看到爹爹的照片，我就想哭……”我完全明白了，一股热泪猛地涌了上来——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警察？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警察妻子？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老百姓！我再也说不出话，只在笔记本上匆匆记下了这么两句：“这算是什么要求！这难道就是妻子儿女们对亲人付出的那无价的生命而提出的要求吗？……我们明白了，不管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嘈杂和喧嚣，只要有他们存在，就会永远有这执着、痴情而不死的魂灵！”在后期编辑第六集时，我把它作为解说，一字未动地用在了全片的结尾。
对人生本质的感悟，莫过于生离死别；对一种道德精神的理解，也莫过于悲欢离合。应该说，这起突发的流血事件所呈现出的这些人和事、这样的情境和情愫，也只有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可以说，镇康事件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影响永难磨灭，它已远远超出了一部纪录片的创作。剧组的同志们说，今后每当听到缉毒战的消息，这一幕幕情景就会浮现出来。
离开镇康后，我们又沿沧源、澜沧、版纳、思茅、开远、文山、砚山一路采拍走出了云南，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广西和广东的摄制计划。四个多月的实地拍摄，我们行程1万多公里，拍摄了420盘素材带。四个多月里，跟踪、潜伏、围捕、枪战、牺牲……130多个日日夜夜中，暴雨烈日、酷暑寒夜，蚊虫叮咬、忍饥受饿——在最艰苦的边境山区时我们曾以南瓜秧充饥；在经费几乎告罄时，全组加上工作人员近20人早餐在小摊上每人仅吃了一小碗米线，总共才花了24元钱……摄制组全体同志可谓吃尽了苦头，可没一个人抱怨，每个人都病倒了不止一次，每个人的体重都大幅下降，马正勇拍摄时从车上摔下来，腿部伤口足有十几公分，缝了14针，留下了疤痕；我也因潜伏时受伤落下了腰病。这是我经历的最为艰辛也最为感动的一次拍摄，我相信，剧组的同志和我一样，今后也很难再有这样的经历。
回到北京，望着这400多盘素材带一一上架，我想，如果后期编不好，甭说别的，最起码对不起全体摄制组同志凝结在这里面的心血和汗水。
震撼的播出
前期拍摄结束后仅休整了10天，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后期。
盛天鹰、马正勇和乔保刚各操一套编辑机，三集同时开编；我则把握每一集的结构内容，边写解说边录音，边插音乐，与编导们反复筛选素材，反复修改。编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舍”——虽然片子长度达8集计360分钟，但与我们1万多分钟的素材量相比，就很有限了。由于要全面反映中国的禁毒斗争，就要把禁吸、禁种、缉毒、戒毒和国际合作等各领域和各方的禁毒力量都兼顾到，这样，许多动人的素材便没有篇幅展开。看着我们辛苦拍到的素材必须舍去，看到素材中那些全力支持过我们的采访对象和各种身影，心里很是痛苦，这种深深的歉疚一直持续了很久，甚至在每次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编辑中，我们以大量新增的鲜活素材为支柱结构每一集，原先的脚本除了保留了分集内容外，其他都打破了，解说词几乎全部是根据素材需要重新写的，有景才生情，有事才有话，真正好的纪录片应尽量展现事实，让观众去感受，解说应该只起到旁白的作用，这样，解说和事件才能水乳交融，自然真实。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我们必须在400多盘素材里反复挑选，在有限的电视时间里浓缩我们的感受，这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我们还要在京补充采访大量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时间压得喘不过气来。做过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后期编辑那种煎熬的滋味，多少人在机房里落下了肩周炎、颈椎病和腰病。我计算着时间，要赶在“6.26”国际禁毒日播出，时间已屈指可数了，我们心急如焚，只有昼夜加班，几乎天天熬到半夜甚至通宵，常常吃住在机房。
作曲艾立群富于激情和才华，我们在《中华之门》中合作的很愉快。我们初编了三集后，请他来看片谈创作，我又将镇康惨烈牺牲的素材放给他看，并讲述了我的感受。我知道他是个情感极丰富的人，也知道他会受到强烈感染，但没想到他擦完眼泪说了这样的话：“荃，做不好这个音乐，我对不起死难的烈士，你等着看吧！”我们当即就定下了全片作“英雄”与“危害”两个音乐主题。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又反复商榷修改了多次，最后突击的时候天已开始炎热，他光着膀子在他密不透风的小工作室里加班熬夜，他说，这也是他最投入和最辛苦的一次创作。片子播出后，他的音乐巨大的感染力无疑给全片增添了浓墨重彩。在电台访谈节目中，不少打进电话的观众说，后来一听到这个音乐，泪水就直往上涌。
在刚刚初编完第六集时，云南省公安厅派唐存荣科长来京看望了摄制组，他临走时，要求带走一套初编的带子。我明白，除了慰问我们，还有他们对片子的进展和质量没有底，而且，这部片子首先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不久，唐科长就反馈了消息：老厅长、云南省禁毒委主任刘选略和副厅长彭剑飞等几位领导在看片过程中几次要求停下来擦泪，彭副厅长甚至抽泣起来。刘选略说，他在云南禁毒几十年了，令他如此感动落泪这还是头一回。听到此言，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6.26”临近了，从二月中旬开始，我们在近四个月里拼命加班只赶出了六集，要完整的播出8集已不可能了。中央台军事部请示了杨伟光台长，他考虑到配合国际禁毒日，决定先播出前六集。
6月4日上午，审片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尽管我对片子充满信心，但毕竟我们在其中浸泡得太久了，大家会是什么反应？改动会有多大？审片者的心态与我们会有很大不同，我心中还是紧张忐忑。中央台的记者招待厅里坐的满满当当，公安部、中央台、中宣部、广电部等有关领导以及一些相关栏目和报刊的记者，加上我们主创人员大约有50多人。在播出第一集的过程中，就有人发出了惊讶和感叹声，播到第四集时已近午饭时间，服务人员征求大家是否吃饭，记者们几乎是齐声要求一气看完。在整个将近300分钟的审片过程中，极为安静，几乎没人走动。在第六集接近尾声时，屋里的气氛已达到高潮，现场已有不少人在拭泪，当那段解说：“我们明白了，不管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嘈杂和喧嚣，只要有他们存在，就会永远有这执着、痴情而不死的魂灵！”伴着音乐结束了全片之后，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事后一位记者告诉我，他参加过很多次审片，像在这样长的审片时间里能紧紧抓住你，让你始终震撼着、激动着和感动着的，这还是第一次。
审片结束后听取意见，可开始的四、五分钟里，竟是谁也说不出话，人们都沉浸在片子之中，几位领导还在擦拭眼泪。祝春林主任两眼湿润，这时他突然站了起来，冲着我们鞠了一躬，哽咽着说：“你们没辜负部领导和广大民警的希望，我代表他们再次感谢你们！”他的话音一落，又是一阵掌声……此后，审片各方对片子做出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该片播出后将在社会上甚至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它不仅会对中国的禁毒事业和全民禁毒教育起到巨大作用，还是一部弘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教材。当然，修改意见也不少，主要集中在电视宣传的尺度把握和呈现危害的画面分寸上。这时，距播出时间仅剩20多天了。这20多天最后的冲刺，我们几乎是天天熬通宵，即便这样，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我们直感叹：如果时间再多一些，我们会把片子修改得更好。
1995年6月26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8点10分开始首播《中华之剑》第一集，我们主创人员在也围坐在电视机前，片子播出过程中我十分感慨：任何一部好作品的背后，都凝聚着人们难以想象的辛劳和心血，它不是“玩”出来的，说“玩”出来的人，不是虚荣，就是没真正参与创作。
第一集刚播完，我的BB机就收到了大量朋友的信息，随着片子的连续播放，中央台不断反馈来消息：《中华之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轰动效应，收视率急剧上升，云南、四川、广西、甘肃、宁夏等一些毒品危害较深的城市几乎万人空巷，据初步统计：《中华之剑》在北京地区的收视率高达25.2%，在全国为19.6%，首播就有近2亿人收看了这个节目，加上各地方电视台的重播，收视观众将近6亿。短短的时间里，台里收到大量各阶层观众的来信和来电，纷纷要求重播，并寄来大量捐款和慰问信要求转交一线缉毒干警，以表示对缉毒将士的敬意；盛赞该片从内容到艺术质量均达到一定高度，尤其是所表现的为我国缉毒事业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缉毒干警的形象，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优秀电视片，同时也对摄制组的敬业精神表示了赞许。
一时间，《中华之剑》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第六集播出的第二天，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到国务院开会，会前的十几分钟，部长们竟也都在议论《中华之剑》。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立即公布了热线电话，很多观众通过热线电话提供的地址，将捐款捐物和慰问信寄往边境一线缉毒干警和烈士家属。
海外的反响也不断传来：《中华之剑》播出后在境外各贩毒集团引起了强烈震动，金三角缅北地区的贩毒武装杨茂良部第128师部队官兵看了该片后，引起内部哄乱，加剧了原有矛盾，致使该师哗变；大毒枭坤沙在看了该片之后，辗转难以入眠，成为了他很快向缅甸政府投降的原因之一。最有意思的是杨茂良，他还扬言要刺杀片中的缉毒干警甚至摄制组人员，我们看到通报后，一笑置之。
不仅国内各电视台纷纷重播，境外许多国家的电视台也接洽购买播放，《中华之剑》成为当时外销量最大的电视纪录片之一。
鉴于《中华之剑》播出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根据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国家禁毒委员会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多期专题简报，及时报告该片在境内外的反响和对禁毒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要求采访和邀请做节目的电话络绎不绝，我们大都婉拒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后两集的制作中。后两集在9月中旬播出后，我们又接受了新的创作任务，随后的不断获奖，我因多在采访途中大都没有参加。
对我们来说，《中华之剑》结束了，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应该和必须做到的。可以说，《中华之剑》是我们与广大缉毒民警共同创作的作品，它凝聚的，不仅是那些鲜血和牺牲，更是广大公安民警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爱与忠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之剑》不仅对中国禁毒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真实呈现的那些英雄形象和人民的精神，将不会随着岁月而被磨灭。
1997年2月。
补记：这篇文章当年在忙碌中写写停停，多次中断，97年趁春节期间才粗粗赶完，但嫌粗糙而搁下了，不想一搁竟是15年。今天在《中华之剑》再版之际做了简单润色后刊出，以为纪念。
2012年3月
此文刊于2012年《啄木鸟》杂志公安文学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