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远

  父亲升井后，指甲缝里的煤黑总要洗几天。他总举着手给我看：“这黑是挖出来的，不是偷来的，每一粒都亮堂。”

  那是一座陕西关中北部地区的小煤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上实行计件工资，父亲所在的井下掘进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别人一班能挖一米二，他们能挖一米五。他说：“地底下的活骗不了人，你糊弄煤层，煤层就糊弄你。”我问母亲心疼不，她补着衣服，针尖在发间一划，“心疼啥？你爸他挣得是干净钱，睡得是踏实觉。咱煤矿工人，不靠天不靠地，就靠两只手，这口气。”

  矿区的夜是被灯光定义的。井架探照灯扫过矸石山，居民楼透出暖黄，最让我心安的是灯房那盏永远亮着的灯。矿灯是矿工的“眼睛”，是指路明灯，没下过矿井的人，体会不到矿灯带给你的感受，只有置身于漆黑漆黑的巷道里，方知它的重要。灯房是矿上的心脏，下井领灯，升井交回，灯在人在。

  母亲在灯房上班。她记得几百盏灯的编号，记得哪个矿工习惯早到，哪个总踩着点来。“姑娘，知道为啥矿灯要锃亮吗？咱千万不能让叔叔们上一半的班，灯就不亮了。”她用布擦着灯罩，对我说，“这光得穿透煤尘，照见脚下的路，也让地面上的人看见——地底下还有人呢。”

  长大后，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我总会想起母亲擦灯的动作。所谓家风，不必是家谱训诫，可以是三十年如一日的擦拭，是明知黑暗深重，依然让光亮更清澈一点的执念。

  后来父亲因工作调整不再下井了，他把那盏用了十几年的矿灯摆进了书柜。玻璃罩裂了道缝，用胶布黏着，里面残留着煤粉的味道，那是地心的气息，是工人家庭最原始的传家宝。

  我去省城上大学那天，父亲送我到汽车站，他把一盏擦得锃亮的仿制矿灯塞给我，“城里停电时用得上。更重要的是，看见它，就想起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一刻我明白，他给我的不是灯，是一个坐标。无论走多远，那束从地心升上来的光，都是我的原点。

  大学四年，我是班里最“土”的学生，学业上百般努力，生活上精打细算。我明白，我手里的每一分钱，都连着父亲井下600米的深度，连着母亲灯房车间几个小时的站立工作。

  毕业时选择到北京，我对父母说：“想去更高的地方看看，靠自己的两条腿，把路走出来，把人生活精彩。”父亲来信了，他写：“姑娘，北京是天安门所在的地方，咱不图虚名。你记住，矿灯只能照亮眼前几米，但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头。”

  后来我在北京安了家，有了孩子。我时常担心那种从地心带出来的“实”，会在孩子这里断层。直到有次学校组织学习职业体验日，孩子惊喜地说：“我在模拟矿井里戴上安全帽，拿着矿灯，弯腰在巷道里走，才知道姥爷以前是干这个的，是不是特辛苦？”那天，我给他讲父亲的指甲缝、旧矿灯和灯房，他说：“现在不穷了，为什么还要勤俭？”我从书柜拿出一张老照片，上面有一盏旧矿灯：“你看这灯，现在虽然不亮了，但你姥爷经常用它来提醒我们记住——这光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一镐一镐挖出来的，一分一分攒出来的，明知道黑暗很深，还偏要往深处走的人，托起来的。”

  孩子似懂非懂，但慢慢有了变化，不再嚷嚷最新款球鞋，学会把作业本反面当草稿纸……前几年他考上大学。我又拿出那张老照片：“这就像咱家的源代码，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但这几行代码不能删：靠自己，不糊弄，算清账，留余光。”

  他带着老照片上学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父亲在站台送我上学时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从地心到地面。但有些东西始终没离地——那盏灯还在亮着，那口气还在提着，那双手依然选择靠自己，哪怕指甲缝里早已没有了煤黑。无论时代怎么变，“实”字不能丢，“干”字不能忘，“靠自己”三个字，永远是家风里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