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鹏

  提笔的时候，窗外是满眼的绿。我在离家几百公里的边境山上执勤，心里突然涌起很多想对母亲说的话。

  我想写写我的从警之路，也写写母亲。

  总记得老家永靖县新寺乡大山坪的黄土坡，记得东山中间长长的山路，蜿蜒曲折。像母亲额头的皱纹，一寸一寸刻着岁月的艰辛。母亲1950年出生在阴山村，3岁就没了娘，十几岁又没了爹，靠兄嫂拉扯着长大。嫁人后，又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几个。在我的成长记忆里，我从没听过她跟谁高声说过一句话。

  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跟着母亲去上坟。回去的山路格外长，母亲拎着竹篮，我牵着她的衣角，一步一步往山下挪。日头斜斜地挂着，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正走着，身后传来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一辆吉普车在我们身边停下，一名穿绿警服的大叔探出头来，用临夏方言喊：“你们去哪？带上你们。”母亲搓着手，有些局促地回答：“不麻烦公家了。”警察大叔笑了，露出白牙：“顺路的事。”

  车在土路上颠得厉害，我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角。她一直看着窗外，过了好一阵，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鹏鹏，要记着人家的好。”这句话，像种子落在了我心上。这位大叔的身影，是我对警察最初的印象。

  2009年，我高三毕业，报志愿的前一晚，我彻夜难眠。那个清明的午后突然无比清晰地浮上来：绿警服、吉普车、母亲含泪的眼。第二天一早，我说：“我要考警校。”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只有母亲，在角落里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很稳：“让鹏鹏去。他想干警察，就试试。”

  就这一句话，把我推上了从警路。

  2012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我如愿穿上了警服。那天，母亲用粗糙的手抚平我的衣领，端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鹏鹏，往后做事要站在旁人角度想，人都不容易。”母亲的话我记在了心里，在屯富派出所工作期间，有一次在辖区走访时，遇见一个患病的彝族小姑娘。因为经常发病，她只好休学在家。想起母亲常说的“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我便带着辅警隔三岔五去探望，四处打听好医生。后来帮忙找到新的医生换了种处方药后，小姑娘的病情渐渐稳定，重新背起了书包。孩子可以上学那天，她母亲握着我的手直哭。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母亲教我的，是把每个人的难处，都当成自家人的难处。

  局长发现我跟辖区的群众很熟悉，跟我一起走访了一趟。一路上，我挨家挨户介绍情况：果香园东头的老张血压高，要常提醒他吃药；绿荷里西边李家生活困难，需要帮一把……一路走，一路说，局长点头：“群众工作做得扎实。”此时我想起母亲，是她用一辈子的与人为善，教会我什么是警民鱼水情。

  2020年，我主动申请去离家240公里的派出所工作，3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打电话告诉母亲时，她沉默很久，才听见她说：“去吧，公家的事重要。”

  在所里办完案子，常常已是半夜，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奎屯方向，心里想：母亲该睡了吧？她的老毛病有没有再犯？但也只能等到白天，再打电话问候。

  后来，我先后任派出所副所长、城区派出所教导员，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回家看母亲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有一次回去，她头发又白了一层，撑着门框站在院子里等我。临走时，母亲追出来，把剥好的核桃仁往我兜里塞，边塞边说：“鹏鹏，做事要对得起这身衣裳。”车开出去老远，从倒车镜里还能看到她在朝我招手。

  13年了，我从青涩的新警成了教导员，母亲挺拔的腰身却弯成了弓。有时很晚接到她的电话，只听到她说：“没啥事，就听听你的声音。”我握着电话，眼泪砸在警服上。

  前年，带母亲回老家，老院已经荒草萋萋，但那排小白杨已长得郁郁葱葱。母亲站在树下，仰头看了许久，轻声说：“树都长这么大了，转眼30年了。”院子里的白杨在风中沙沙作响，我站在母亲身旁，忽然觉得，最好的思念，不是沉溺在回不去的旧时光里，而是努力成为母亲的骄傲，群众的依靠。

  （作者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垦区公安局伊犁路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