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榜

  从乌什县城出发，绿洲渐次退去。起先是成行的绿树和连片的村落，再往前，绿色淡了，戈壁宽了，车轮碾过砂石开始颠簸。偶有骆驼刺从窗外掠过，算是荒原上唯一的活物。远眺天际，白墙蓝顶的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牙满苏边境派出所营房静静伫立着。

  派出所辖区有一段别迭里烽燧遗址，始建于汉代，是万里长城最西端的遗存。两千多年前，它就沉默地守在这里，白天施烟，夜间举火，将边关军情一路传回长安。如今，狼烟虽已散尽，但戍边的使命从未中断。

  这个夏天，我跟随派出所教导员袁晓军前往别迭里山口巡逻踏查。说是路，其实是戈壁和山脚之间碾出来的两道车辙。越野车晃晃悠悠地走，窗外的风裹着细沙，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经过烽燧时，教导员让车停了一下。我举着相机取景——夯土残垣被风蚀出深浅不一的纹路，如今它不说话了，就那么沉默地立着。我摁下快门，心里动了一下，说不上来为什么。

  车子继续往前晃，教导员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所里的阿迪力·艾孜孜接连破了两起盗窃案，可身体亮起了红灯，心律不齐，胸闷。我想过给他调个轻松点的岗位，你猜他怎么说？”教导员学着阿迪力的语气，“医生跟我分析过了，平时多注意休息就行，我没那么娇气！”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阿迪力我见过，走路带风的人，他哪儿闲得住？

  车子颠了一下，教导员又讲起另一个冬夜。那天后半夜两点多，阿迪力的对讲机响起——辖区一位老人突发脑梗，偏偏门口那段路在施工，救护车开不进去，家属急得在电话里直哭。阿迪力从床上起来，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零下20多摄氏度，他和同事用棉被把老人裹紧，用担架抬了两公里砂石路，把老人送上了救护车。车开走了他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另外一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脚底板被石子划了好几道血口子。他蹲在路边喘了半天，才一瘸一拐往回走。

  教导员说完这段话，视线落在窗外很久。车子在颠，他扶着车窗，忽然说了一句：“派出所46名党员民警，往前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过队。”

  我的喉咙紧了一下，没接话。

  过了一阵，教导员讲起另一件事。所里一位民警的爱人，为了团聚，从老家带着大宝来阿克苏，申请了家属院的房子，肚子里还怀着二胎。可没过多久，她决定退房回老家待产。走的时候跟丈夫说：“我在这儿，你老惦记着我们娘儿仨，工作分心。回老家有爸妈帮衬，你才能安心工作。”

  本来，派出所鼓励家属来队团圆，但这种“逆向而行”的选择，却让战友们看到了另一种伟大的支撑。教导员感叹道：“家属放弃了小家的团圆，是为了让丈夫能心无旁骛地守护大家。这同样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一种有力的支持。”

  车子继续晃晃悠悠往前走。戈壁滩一望无际，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

  忽然，坐在前面的民警说了声：“等一等。”

  他把车停下来，往回倒了十几米。路边站着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他摇下车窗喊了一嗓子：“小朋友，你去哪里？”

  小男孩跑过来，看到穿警服的我们，眼睛一下子亮了，扒着车窗仰着脸说：“叔叔，我爸爸是护边员！我妈妈也是！”

  那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像在说一件特别了不起的大事。小男孩又补了一句：“我爸爸每天都要上山巡逻，我妈妈在家里看边境线，我们全家都在守国门！”

  全车人都安静了。坐在前面的那名民警伸手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声音有点哑：“你真棒。”

  车开走以后，后排同事轻声说：“这条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国之疆土，寸土不让’对孩子们来说不是课本上的话，是从会走路就在看、在听、在信的事。”

  穿过几个达坂，车子被挡住了去路。下车一看，六月的天，路上的积雪竟有膝盖那么厚。大家只能徒步前进，一脚深一脚浅。我走得气喘，忽然脚下踢到个硬东西，蹲下扒开浮土——铜绿色，方孔圆形，字迹模糊了，可轮廓还能辨认，是枚五铢钱。

  我攥着它，愣住了。

  两千年前，是不是也有个守在这里的汉家士卒，在某个风沙天弯腰捡起过这枚钱？他值夜时，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攥在手里，想着远方的爹娘和妻儿？我无法知道他叫什么，可我知道他守在这里，就像我知道今天谁守在这里一样。

  我想起牙满苏边境派出所的万传林，大家都叫他“老万”。戍边23年了，2024年7月，别迭里口岸正式开工建设，他主动请缨前往别迭里口岸驻守6号执勤点护航口岸建设，膝关节疼得厉害，可他从来不跟组织说。今年春节前，施工单位赶运建材物资，他全程护卫，没回家。

  老万的妻子带着6岁的女儿从四川老家赶到乌什县。去口岸执勤点的路上，过了219国道桥洞开始进山，60多公里山路，坡陡弯急，兜兜转转。车到山顶，妻子望着窗外的戈壁，沉默了很久，说：“想过这里苦，没想到这么苦。以后跟老万打电话，我再也不吼他了。”

  到达后，夫妻俩紧紧相拥。那一瞬间，画面定格——是团圆，也是戍边人独有的、沉甸甸的幸福。

  沿着山口继续走，要上好汉坡。同行的一位民警告诉我，他第一次爬的时候，爬到半道坐在台阶上哭了。

  我问他哭什么。他说：“不是因为累，是看见界碑上‘中国’那两个字的时候，忽然觉得，值了。”

  终于，我抬头看见了中吉3号界碑。“中国”两个字红漆描就、清清楚楚，背后雪山连绵到天边。风大得人站不稳，可心里踏实得像生了根。

  下山的时候，我又把那枚五铢钱掏出来看了看。

  我忽然明白了经过烽燧时心里那一下说不清的感觉——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会断。

  烽燧虽然灭了火，可它点过的光一直往前走，照到今天巡逻车的警灯上，照在界碑的红漆上，照在那个护边员孩子亮晶晶的眼睛里。

  这篇稿子，我迟迟未能定稿。宣传民警的笔头，说到底就是替那些没空说话的人把话说清楚。阿迪力没空说他丢了一只鞋的故事，嫂子没空说她为什么挺着肚子回老家，老万的爱人没空说她望着戈壁时沉默的那几分钟在想什么，那个孩子没空解释他为什么把“守国门”三个字说得那么骄傲——这些事，得有人记下来。

  完稿那天，我又翻出那枚五铢钱。两千多年来，无数双脚从这片土地上走过，汉军的马蹄、护边员的胶鞋、老万的巡逻靴、阿迪力淌血的脚板，还有我们刚刚踩下的新鲜印记，都叠在同一片土地上，连成一根不会断的线。

  别迭里的风还在吹。但有些东西，再大的风也吹不散。

  （作者单位：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