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一根看不见的长线，把散在天南地北的我们，和那片土地牢牢缝在一起。

  去年国庆节前，母亲安详地走完了她84岁的人生旅程。

  她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偏僻山村，家中排行老四。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饥荒接连夺走了小姨和外祖父、外祖母的生命。童年的苦难像刀刻一般，磨砺出母亲一生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儿。

  20岁那年，经大姨撮合，她嫁给比自己大三岁的父亲。过门时，祖母病魔缠身，曾祖母常年卧床。母亲没说半个难字，洗衣做饭、端汤喂药，下地劳作也是一把好手。

  那时粗粮果腹，大米白面是稀罕物。可母亲偏把苦日子过出样子。她养猪养羊养鸡，在昏暗油灯下做手工、纺棉花。她把地瓜干切成玲珑的“猪耳朵”，把野菜团子做出花样来，连粗粮煎饼卷大葱也能叫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

  她深信，农村孩子，读书才是出路。家里的日子再难，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业也没耽误过。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哥考上地区供销学校，成了村里的第一批“金凤凰”，左邻右舍竖起大拇指夸母亲教子有方。

  也就是那阵子，父亲动了买相机做生意的心思。母亲掂量许久，咬牙卖了还在长膘的猪，又硬着头皮去亲戚家借钱，托人弄回一台二手“海鸥”牌120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家什。白天父亲骑车走村串户照相，夜里母亲帮着冲洗照片。那时我们村不通电，得摸黑蹚过村边的沂河，去对岸亲戚家熬夜干活。通宵是常事，但她从无怨言。

  我家照相生意做得厚道，渐渐在四邻八乡出了名。后来公社办照相馆，相中了父亲。村干部上门来商量，母亲听完，就说了一句话：“给公家干，那是为更多乡亲服务呢。”就这一句话，父亲连人带设备进了公社。

  母亲的这份通达像春雨润物般影响着我们。几年后，我和弟弟先后穿上军装，妹妹也进城工作。我们兄妹成长的每一步，脚下踩着的，其实都是父母用勤劳铺就的基石。

  母亲一天书没读过，连名字都写不出，可对知识的敬畏刻在骨子里。50多岁时，她从零开始认字，一个字一个字啃，一笔一画描。几年工夫竟能读报写信。箱底至今压着她给我的信，字虽歪歪扭扭，却个个有力——那是她跨过文盲的长河，传递过来的惦念与牵挂。

  父亲走后，母亲随妹妹住到外地。人在异乡，心总被老家牵着。她常跟村里的乡亲通电话，逢年过节总不忘嘱咐我们给村里困难乡亲寄些钱物。隔三差五，她就催在老家工作的大哥常回村看看老街坊。她像一根看不见的长线，把散在天南地北的我们，和那片土地牢牢缝在一起。

  弥留之际，她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把我送回去吧。”

  送骨灰回去的那天下着大雨，老宅灵堂供桌上摆着的，都是各家悄悄拿来的母亲生前最爱吃的点心和水果。吊唁的人挤满了院子，本家晚辈、老街坊、跟她同辈的老人，还有专程从外地赶回的后生。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就是母亲的根。大雨里乡亲们的泪水，比任何言语都更重。（马玉宝）